安全還是監控?恐怖主義下的大規模監督抉擇

安全還是監控?恐怖主義下的大規模監督抉擇

為何我們會要求更多監控?

當恐怖攻擊發生在鄰近地方,人人都會感到害怕。基於恐懼,社會會要求政府加強安全、擴大監控,希望以此預防下一次襲擊。這種直覺可以理解:沒有人想成為下一個受害者。然而,我們也要問:把更多的監視放在每個人身上,是否真的換來更多安全?

大數據不是萬靈藥:稻草堆找針的比喻

想像你在一堆稻草中找一根針。有人以為把稻草越堆越高,針就會更容易被看到,但事實正好相反:更多的稻草只會讓針更難找。類比到監控,當政府蒐集海量的通訊、郵件、通訊錄、上網紀錄時,並不自動提高破案率;反而會被大量無關資訊淹沒,浪費資源在無數無辜人的資料上。

真實案例說明問題

九一一之後,美國政府發展了大規模監控計畫,原本是為了攔截與基地組織有關的通訊。政府內部曾認為,如果有這樣的系統,或許可以阻止九一一。但這些新權力很快被擴大使用。FBI曾以移民資料為線索,對在美國的阿拉伯人與穆斯林外國人進行大規模登記與訊問——約有80,000人被要求登記,8,000人被傳訊問話,超過5,000人被拘留,但這波被稱為二戰後最具侵入性的族群定性行動中,並未找到一名恐怖分子。

2013年的史諾登洩密揭示,國家級情報機構能向像微軟、Google這類公司要求用戶資料,也能蒐集大量網路流量(例如電子郵件、聯絡人清單)。這顯示出監控不再只是針對嫌疑人,而是愈來愈面向所有人。

另一個例子是,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一名犯罪者其實早已被FBI列為目標;這說明監控成功的案例往往仍是針對已知目標的「經典監視」,而不是靠掃蕩式的海量監控發現新威脅。

在2016年,FBI要求蘋果替某支恐怖分子手機製作隱蔽解鎖工具,蘋果拒絕,理由是這類工具會削弱數以億計使用者的安全與隱私。幾週後FBI公開表示他們已自行破解該手機,間接承認曾宣稱需要蘋果協助的說法不完全真實,進而引發是否該信任情報機構的疑問。

隱私與自由的真正代價

政府掌握更大權力時,往往會擴張用途:反恐法例常被用來調查與懲治非恐怖相關的案件。法國在2015年巴黎攻擊後擴大反恐權力,短時間內就出現這些權力被用來打壓氣候抗議等例子。西班牙、匈牙利、波蘭等國也出現限制集會與言論的趨勢,土耳其更是出現因批評政府而入獄的情況。這些措施對防止恐怖主義的效果並不明顯,卻已改變了社會的面貌。

常見的「你若無所隱,何必懼怕?」論調,看似簡單,但實際會促成一種壓抑氛圍。想保有私人生活並不代表做了壞事;維護私隱也是維護個人尊嚴與民主權利。

我們可以怎麼做?原則與實務建議

面對恐怖主義與監控的兩難,幾項原則值得堅持:比例原則(權力必須與威脅相稱)、司法與民間監督(確保權力不被濫用)、透明與責任制(政府要對人民負責)。具體做法包括:

  • 更專注於目標式監控而非無差別蒐集;
  • 改善情報分析與跨國合作,而不是一味擴張數據量;
  • 善用現有法律並加強執法效率,而不是制定更廣泛的監控法;
  • 保護加密技術,因為削弱加密會讓所有人更容易被濫用與入侵;
  • 建立強而有力的獨立監察機制,讓濫權可以被發現與糾正。

結語:別讓恐懼侵蝕民主

恐怖主義是真實且痛苦的問題,動機可以理解,但我們不能任由恐懼成為剝奪自由的理由。把我們最引以為傲的——民主與基本權利——當成交易品,短期看似安全,長期卻可能付出更高代價。真正的路是用更精準、更受監督的工具,以及更有效的國際合作與司法程序,來同時守護安全與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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