追憶楊振寧教授，改寫物理與華人科學的一代燈塔

向一代泰斗致敬

楊振寧教授以一百零三歲高齡辭世，雖學界早有心理準備，仍難掩哀傷。對許多人來說，他不只是諾貝爾獎得主，更是一盞讓華人看見世界科學高峰的燈。回望他的學術旅程，既有推倒舊框架的勇氣，也有搭建新橋樑的遠見；既照亮微觀粒子，也照亮華人科學的道路。

左右不再對稱：什麼是「宇稱不守恆」

先談他最為人熟悉的成就：與李政道教授於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工作——在「弱相互作用」中，左右對稱（宇稱）並不成立。這句話很學術？想像你對著一面鏡子：鏡中人把右手抬起，我們看成左手。若物理定律完全對稱，鏡中世界應該跟現實一樣可被同一套規則描述——只是左右互換。但在某些核內的衰變過程（例如β衰變），事情偏偏不是這樣。

一個生活化的比喻：把原子核想成一個會自轉的地球，指向某個方向（像指南針指北）的，叫它的「自旋/磁軸」。在β衰變中，原子核會射出電子；實驗發現，電子出射的方向，偏向與核自旋方向存在固定關係，並非左右都一樣。換言之，把整個裝置放進「鏡子世界」後，原來那套「左右互換也照樣成立」的規則就失效了。這就是「宇稱不守恆」：在弱作用下，世界並非天生「左右公平」。

理論與實驗的接力：吳健雄的關鍵一槌

提出構想是一半；證明，需要實驗的決斷與手腕。楊振寧與李政道邀請吳健雄教授設計精密實驗，用極冷的鈷-60原子核作樣本，仔細量度電子出射與核自旋方向的關係。結果一錘定音：弱作用下確實存在左、右的不對稱。從提出到證實再到獲獎，時間短得驚人，因為它徹底改變了人們對「對稱」的直覺。也因此，許多人至今認為吳健雄應與二人共享這項榮譽，凸顯實驗在科學中的決定性地位。

從顛覆到建造：規範場論（Yang–Mills）

推倒一堵牆後，還要建一座橋。諾獎之後，楊振寧與米爾斯提出的規範場論，就像為自然界的基本作用力制定一套「交通規則」：不是限定你每一步怎樣走，而是規定「怎樣改變不變」，讓方程在某種「轉換」下仍保持一致。這個看似抽象的數學框架，後來成為把電磁作用、弱作用與強作用放進同一屋簷的關鍵語言，是現代粒子物理標準模型的支柱之一。今日我們談電弱統一、強作用的量子色動力學，背後都離不開這套工具。未能納入的，只剩下引力——那是下一座待完成的大橋。

戰火中的求學與黃金年代的相逢

楊振寧出生於書香門第，少年時國家正值戰亂。他與李政道都在雲南西南聯大受業，得師長力挺，也承接了那一代知識分子「在最壞的時代，做最難的學問」的氣節。赴美後，他在芝加哥大學與泰勒、費米等巨擘接觸，後至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與愛因斯坦同處一隅。那是粒子物理的黃金年代，他站在風眼，也一步步成為塑形風向的人。

回望與投入：為中國科學鋪路

文革前後，他多次回國參訪，為科研與教育建言。改革開放後，他與多位學者推動人才培養，促成一批青年留學深造（例如由李政道主導、眾多名師參與的CUSPEA計畫），後來更長期在清華大學授課、育才。若問為何中國本土培養的物理學家至今諾獎仍寥寥？答案並不浪漫：需要時間、土壤與耐性。尖端科研靠的是長期積累、穩定資源與自由競逐；今天在國際頂尖期刊上，華人學者已十分活躍，愈來愈多工作由中國本土機構主導。只要把路走長、把梯搭穩，果實自然會到來。

友情與爭議：誰先看到寶盒？

楊振寧與李政道早年合作無間，後來卻漸行漸遠，爭議焦點離不開「誰先提出、誰貢獻較多」以及論文署名次序。有人打個比方：兩個孩子在沙灘發現一個寶盒，一個先挖出盒子，另一個成功打開蓋子——誰算「發現」？學術世界的署名規矩往往把第一作者視為主要貢獻者，而排序背後則是千絲萬縷的討論與角力。以今天的眼光，很多人也會補上一句：若當年能讓吳健雄共享榮譽，或許能更貼近歷史真相，也減少遺憾。爭議終會落塵，但科學本身留下的光，仍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