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送院途中》影評：卓韻芝以自身創傷，拍出救護員主題電影！ (評分：69/100)

起初看到電影以《送院途中》（Vital Signs）為名，腦海中浮現的，無疑是一幕幕緊張刺激、爭分奪秒的醫療劇畫面(類似妙手仁心？)。我們預期看見救護員在城市血脈中疾馳，與死神搏鬥。然而，導演卓韻芝的這部作品，其真正的敘事遠比銀幕上的任何一次救援都更為幽深與個人化。

這是一部誕生於導演過往幽魂的電影，一封以城市傷痕為墨、寫給香港這座變動不息的都市的情書，更是一個承載著香港集體意識中，那聲沉靜而無法迴避的叩問的容器。

「我很高興你沒有死」，一個創作的起點

《送院途中》的緣起，是一段幾乎被遺忘的真實創傷。2006年，母親因病離世後，卓韻芝因內疚自己作出讓母親「安樂離去」的決定，選擇服藥自殺，幸得救護車及時送院才撿回一命。那段瀕死的記憶，對她而言是一片空白。

十年後，一句來自Facebook的陌生訊息劃破了這片沉寂：「我很高興你沒有死。」起初她以為是網絡的惡意，追問之下才驚覺，對方竟是當年將她從死亡邊緣拉回來的救護員。這句簡單的問候，是遲到了十年的生命確認，也成為了整部電影的精神錨點。

這次重逢後，卓韻芝邀請了這位救護員與他的同事們，觀看自己的棟篤笑。演出結束後，他們在後台送上一份生日禮物——一輛救護車模型。這份來自一群無名英雄的溫暖，催生了《送院途中》的劇本。這份外部的肯定，彷彿給了卓韻芝一種力量，讓她得以去實踐她對創作最深刻的理解：一種向內的挖掘，一種與自我創痛的和解。

我相信創作，便是去直面自己的創傷，要挖進自己的心裡，拿那滴眼淚出來，然後記住那個質地。如果一個故事有重量，便是源自那份質地。救護員的訊息是那份外部的拯救，而電影本身，則是卓韻芝直面內心、提煉出那滴眼淚質地的藝術自救。

真正的主角：穿梭的救護車，以及香港這座城市

儘管古天樂與游學修的表演層次分明，但導演卓韻芝曾明言，這部電影真正的主角有兩個：一是每日穿梭於城市創傷之間的救護車，另一個，就是香港這座城市本身。

她的意圖清晰而深情：透過救護車的窗景，捕捉香港不同階層的真實面貌，完成一封獻給家園的影像情書。她堅信，「為她寫的情書永遠不會過時。」這份信念，讓電影的敘事結構呈現出一種刻意的「破碎感」。它並非遵循傳統的線性劇情，而是構成一幅敘事的馬賽克，每一塊碎片都折射出城市靈魂的不同切面——挣扎、美麗、疲憊與堅韌。

這也解釋了為何在處理創傷與危機的場景中，鏡頭語言依然溫柔地捕捉著香港獨有的城市景觀。這座城市不是冰冷的背景，而是以一種美麗、急促又滿佈傷痕的獨特方言，與角色一同呼吸、一同疼痛的積極參與者。

零碎的救援，串連起香港人的集體茫然

對於習慣了完整故事線的觀眾而言，《送院途中》由一連串獨立救援事件構成的結構，或許會帶來一種疏離感。然而，這種看似零散的編排，恰是導演精心設計的社會切片。

每一宗案件——從非法勞工的意外到錯綜複雜的家庭悲劇——都映照出當下香港社會的現實困境。而在這些社會議題之下，一條更為深沉的情感暗流貫穿始終：移民。電影細膩地描繪了港人在「去」與「留」的巨大命題前，所經歷的矛盾、掙扎與茫然若失。

片中女兒對父親古天樂反覆詰問的那句「跟住呢？」，成為了整部電影最具象徵性的回響。這個懸置於空氣中、無法回答的問題，不僅是角色的個人困惑，更放大了整個香港社會在時代變遷下的集體徬徨。無論是選擇離開還是留下的人，似乎都難以清晰地描繪出下一步的路向。

一首告別的迴響，一曲回不了的家：電影的時代悲歌

《送院途中》的配樂不僅是點綴，更是兩把鑰匙，解開了香港橫跨三十年的情感密碼，構成了一幅關於離散的聲音雙聯畫。

其一，是電影尾聲響起的葉倩文經典金曲〈珍重〉。這首歌誕生於三十五年前，正是香港上一波大規模移民潮的時代註腳。卓韻芝的選擇，無疑是對歷史循環的深刻感慨。她說：「現在聽來就如歷史重覆了一次，而有趣的是，我們每一次都說這次比上次嚴重。不知多少年後我們又會再聽這一首歌。」這句補充，為歌曲的懷舊情緒注入了一層清醒而苦澀的黑色幽默。〈珍重〉代表了集體的、公開的告別記憶。

其二，則是來自香港獨立樂隊AMK的〈請讓我回家〉。這首歌代表了更私密、更個人的失落悲劇。導演與已故的AMK成員關勁松曾是舊識，這份私人連結讓選曲更顯珍貴。卓韻芝甚至在電影中安插了一個玩笑，讓角色聽到此曲時誤以為是尹光的歌，未料「上天開了一個更大的玩笑」——關勁松在電影首映前猝然離世。這個戲裡戲外的巧合，讓這首關於「回家」的懇求，成為一曲無法抵達的輓歌。

一首面向遠行者，一首探問內心歸處，兩首歌共同構建了香港當下精神狀態的聲景：告別已成常態，而家在何方，卻成了懸案。

漫長的審查：以創作困境，回答時代的叩問

電影於2021年完成，在2022年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後，卻經歷了長達一年的等待才正式公映。對此，卓韻芝坦言，延遲是因為需要處理送往中國大陸審批的程序，而這個過程「是漫長的」。

面對創作的外部壓力與煎熬，卓韻芝展現了一種驚人的堅韌與豁達。她並未沉溺於沮喪，而是將自身的處境置於更宏大的藝術史脈絡中。她提及自己敬重的藝術家，如流亡海外寫作的米蘭・昆德拉，或是在波蘭面對官員審查最終剪輯的奇斯洛夫斯基，他們都曾面對過更嚴峻的挑戰。

這份從歷史中汲取的力量，讓她對電影的核心問題「跟住呢？」，提出了一個屬於創作者的答案。她的答案是：留下來，承受壓力，並將其轉化為藝術的深度。「我還是喜歡留在這裡，」她說，「有些困難要面對，可能才能寫成文學經典呢。」這句話，將審查的困境，從一種限制，昇華為通往不朽創作的試煉。這不僅是個人的生存之道，更是對藝術在困頓時期所能扮演角色的有力宣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