毒品戰爭的大失敗：為何越打越亂

為何單靠鎮壓行不通

把毒品視為「公敵第一號」，然後全面打擊，似乎直覺上合理：減少供應、減少問題。但簡單的想法忽略了市場最基本的規律——供給與需求。若只是壓縮供應而不減少需求，價格上升，利潤提高，反而刺激更多人投入生產與走私。這就是常說的「氣球效應」：你在一處擠扁毒品供應，另一處就會鼓起來。

例子：冰毒與管制的反效果

美國曾嘗試透過管制製毒所需的化學原料來打擊甲基安非他命（俗稱冰毒）的生產。短期內倒閉了許多大型工廠，但不久小規模、分散的家庭作坊在各地萌生，利用未被管制的原料繼續生產；當地方政府再加重規管時，墨西哥毒品卡特爾進場，建立更大規模、更專業的生產鏈，品質反而更好、供應也未見減少。

禁令如何改變毒品與暴力

禁售政策往往促使毒品變得更濃縮、更強效，因為走私與藏運的空間有限，能量密度高的產品更「划算」。這與美國禁酒時代類似，禁令反而讓烈酒流行起來。再者，非法市場無法用法庭或仲裁解決糾紛，暴力取代了制度，從而引發暴力與謀殺率上升。有人估計，美國的謀殺率因毒品戰爭提高了25%到75%；在墨西哥，2007至2014年間與毒品相關的死亡約16.4萬人，超過同時期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事死亡總和。

監禁潮與社會不公

禁止政策也帶來大量非暴力使用者與小販入獄。美國約佔全球人口5%，卻承擔了全球約25%的囚犯；非裔人士在監獄人口中比例偏高，約40%。調查顯示，白人青少年使用毒品的機會高，但黑人的青少年因毒品相關案件被逮捕的機率約高十倍。這種選擇性執法帶來不平等與世代性的社會傷害。

龐大支出但成效低落

各國在「毒品戰」上的花費驚人：光美國對外與國內的打擊費用每年約數十億美元（估計有約300億美元的規模），但執法阻斷毒品流入的成效非常有限，有研究指出實際阻斷效果不到1%。換言之，用大量公帑去維持一個幾乎無法達成的目標，反而產生更多社會成本。

另一條出路：以公共衛生取代刑罰

瑞士在1980年代面對嚴重的海洛因危機時，採取了不同路線：開設「維持治療中心」，在安全衛生的環境中提供品質穩定的海洛因與乾淨注射器，並輔以醫療、社工、住房協助。結果顯示：街頭犯罪與與毒品相關的暴力大幅下降，愛滋感染率顯著下滑，海洛因過量死亡約減少一半，而且三分之二接受治療者重返穩定工作。這告訴我們，面向健康與福利的政策，在成本與效果上都勝過一味的鎮壓。

從戰爭思維轉向人本與科學

多年來的經驗顯示，單靠刑事化與軍警手段難以終結毒品問題，反而帶來更強的毒品、更深的暴力、更嚴重的不平等與高昂的公共成本。若真正想減少傷害，應以科學與公共衛生為本：減少需求（教育、治療、社會支援）、降低使用危害（潔針、替代療法、維持治療）、以及把資源從監禁轉向康復與預防。這不是放任，而是改變目標——從「零毒品」的烏托邦，回到可行、以人為本的減害策略。只有這樣，社會才能實際減少受害者，而非製造更多問題。